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曾在2016年提出，随着信息媒介主导的硅基文明的崛起，“硅基空间”将取代现实世界的“碳基空间”，导致城市的衰落。近两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加深了社会生活的网络化程度，也催生了“元宇宙”等概念的兴起。对城市实体空间而言，这既是一场降温，也预示着新的策略。2020年，周榕教授作为三联人文城市奖架构共创人，提出：当下的城市需要“湿件”，需要进行“意义更新”，为内忧外患之下的城市更新指出了发展方向的一种。本文中，我们与周榕教授就城市普遍面临的“意义荒漠”、“网红化”等现象展开讨论，试图寻找城市更新中属于“碳基空间”的反击机会。

“城市更新”的“新”是什么？

UC：“城市更新”在当下似乎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行动，这其中有哪些普遍的问题？

周：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语境下，“城市更新”、“有机更新”的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被提出，当时是针对八九十年代大拆大建的一种反思。而“城市更新”成为行业热点，则是近年来中国城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之后才真正被引爆的。当城市从原来的增量发展转向存量发展，很多问题就会突然爆发出来，从而引起我们对城市更新的聚焦讨论。

目前所谓的城市更新中，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再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一，城市更新不仅仅是一种空间层面的形式更新，而是在系统层面的复合更新、系统更新的概念。随着城市发展越来越深入，城市逐渐从简单系统变成复杂系统，再变成超级复杂系统。今天城市更新中的任何一点，其涉及问题的复杂度都要远远超过十年前、甚至几年前，因为它牵扯的层面越来越多。城市不仅仅有空间、建筑这些硬件，它还包含着软件、湿件，是极多因子纠缠联动的超级复杂系统。

第二，城市的更新应该是持续的动态更新。我们总批判以前的城市建设是大规模、运动式的。但其实现在很多的城市更新项目也是一阵风的运动，尤其是对棚户区进行大片的更新改造。在运动式的更新之后，硬件建设的完工就标志着一个节点——这块城市区域已经是新的了，工作基本完成了。

这种认识其实带来了非常大的后遗症。剧烈变动的空间更新过后，城市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往往遭到了很大破坏，甚至被摧毁殆尽。但此时，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并没有同步更新完成。导致的问题是：空间非常新，但社会原有的基本运行机制被切断了，而补充和替代它的新型社会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还没有机会成长并成熟起来。因此，城市更新绝不应是运动式的，而应该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尤其要强调的是，其中社会性的重建，更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

本期嘉宾

周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2021年9月底，重庆十八梯经过长时间的改造重新开街。在这片崭新而商业化的历史街区中，原先的生活场景和烟火气已荡然无存，令不少寄托了情怀的年轻人感到失望。图片来源：新天地集团

第三，城市更新中需要鼓励城市创新。

学理层面来看，我认为“城市更新”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笼统和模糊的概念，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新”到底指什么？城市更新的目标指向是什么？我们是在追求一种普遍意义上“新式/现代式”的空间模板和制度模板，还是更具体而多样的个性化创“新”？当然，后者有时会被归入到“城市创新”的范畴，那它是否也属于“城市更新”呢？这两种“新”，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区别。

我觉得目前的城市更新里隐含着一种态度，就是企图套用某种普适性的模板去应对所有的城市问题。但现实情况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动能不足，因为经过数十年恶补城市化进程之后，绝大多数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基本功能已经得到了满足，甚至出现了过度供给的情况。在很多具体而微的节点上面，我认为有具体针对性的、独特的“城市创新”，可能比普适性的“城市更新”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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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恒大“莲花球场”举行奠基仪式，引发社会各界对其方案的质疑。随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澄清表示，该项目尚处于多方案比选阶段。图片来源：网络

021年，全球知识雷锋组织策划了成都两个学校的竞赛，其中海阳路中学由一个年轻的建筑师蔡长泽中标。他中标后，我们组织了一次前置批评会，请社会各个层面的相关人士来提意见，包括使用者、附近街道的管理人员、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投资方、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效果非常好。如果建筑师永远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有很多内容可能永远都听不到，也想不到。

以往，建筑师好似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鸟瞰众生、俯视红尘，但现在，我们也只不过是这个红尘游戏中打滚挣扎的一分子而已，角色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识到这点后，面对城市出现的某种新趋势，所要讨论的便不应该再是推广还是制止，这是过去的思路了。现在，我们做事一定要尽可能地接到地气，而不是口含天宪，像一个从天而降的真理使者。

对于现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而多变的城市环境来说，任何建筑师，哪怕是大师，都无法以个人的力量，以小群体的力量去掌握这个世界的全貌。同时，也没有任何一种新的范式能把全世界再统一格式化一遍——就像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纪所做的那样。在网络时代，新信息的获取速度永远比建筑的更新速度要快，因而现实生活中的碳基空间一定需要更高的分辨率、更细的颗粒度、更发散化的创新探索。

面对这样的复杂结构，我认为设计师应尽可能地去了解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广度，这样才能给出这个时代所真正需要的答案。在“硅基空间”这一新物种的崛起下，碳基空间的设计者必须要有新的对策和招数，即使最终胜利的机会微乎其微。

研究团队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策划 / 崔国

采访+编辑 / 张晶轩、崔国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宋代伦、宋雅婷

新媒体编辑 / 唐菲

设计 / 林记工作室

△老旧小区更新的普适性模板之一：墙面彩绘。摄影：张晶轩

在“意义荒漠”中寻找人文城市

UC：2020年，您提出：当下的城市需要“湿件”，需要进行“意义更新”。这一观点是如何产生的？

周：这一观点的产生其实基于中国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规律。

最初，我们经历了城市硬件的补课阶段，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随之而来的，是近年如火如荼的软件建设，也就是建设智慧城市、城市大脑等等。智慧城市建设是如今很多城市的新发展点。对不少城市的决策者而言，就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会立即投入非常多的资源，但最后起到的作用可能并没那么奏效。我认为，过度强调“智慧城市、城市大脑能包治百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至少是认识不全面的表现。

△2021年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中，有6人于京广路隧道遇难。而就在5月，京广路智慧隧道的试点建设才刚刚完成。据官方报道，隧道共设有六大智慧模块，使其“会思考、会说话”。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今天的中国城市大量存在着产能过剩问题，单一地对效率进行提升，是一种发足狂奔却自蒙双眼的行为，需要对此有一定的反思。另外也要认识到，城市大脑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城市问题，让城市整体效率变高，但它的副作用是，城市不再允许“懒散”的出现，不允许低效率的区域出现。在一个整体板结化的高效率系统中，低效率就是“犯罪”，需要被指责、被鞭打、被制止、被“帮助”。

对此，我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是：人类社会的幸福并不是由效率决定的。高智商的人往往情商或许有所缺失，过度聪明的城市，其人情味也常常会变得稀薄，这似乎很难两全。现在我们的很多城市既强健又聪明，但人生活在城市里却感到没劲，感到自己被原子化。目前看来，我们的城市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普遍性地陷入了一种“意义荒漠”。

我所指的“意义”缺失，是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意义在缺失，和城市里有没有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这些“文化硬件”没有关系。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城市兴起了大量、超量建设文化设施的热潮，竞相兴建“X馆X中心”式的文化建筑集群。这些项目的面积往往非常大、造价异常惊人，但其中不少场馆在实际运营中非常萧条、惨淡。它们只是一些所谓“重视文化”的象征性幌子，对这个城市真正的人文生活几乎没有帮助。

△2018年12月，深圳市委常委会和市政府常务会通过《深圳市加快推进重大文体设施建设规划》，其中包含一项重要决议：进行“新十大文化设施”的规划建设。经过大量国际竞赛，2021年3月，“新十大文化设施”中标方案全部揭晓。上图：深圳自然博物馆中标方案；下图：深圳美术馆新馆中标方案。图片来源：深圳工务署

同时，眼下中国城市的“意义荒漠”也是由社会重建的缺失所导致的。以前的市井生活经过长时间的自然积累而形成，人的生活状态、邻里关系、社会网络相互之间都贴合得非常自然而紧密。然而在城市的快速更新之下，这些社会组织全都被打碎了，人生活的意义就失去了基本的附着结构。

比如，以前的菜市场是有人情味的，摊贩每天固定出现在这里，是你邻里生活的一部分。每次买菜时可以打招呼聊几句，这种感觉是熟悉的、有意义感的，能让人感到安心。但现在逛超市，人只和货品产生关系，理货员和收银员与你没有任何情感连接。现在的网络购物就更切断了这种意义关联，快递员的流动性极高，很难与他们产生特别深刻的联系。

所以，当下中国城市更需要重视的，既非“硬件”，也非“软件”，而是能与人产生情感链接的“湿件”。

△由源计划事务所设计的连州摄影博物馆获得了2021年的三联人文城市奖。在这个博物馆里，平常有老百姓在这里搓麻将、打牌、闲聊，也有对面小学下课的学生在这里玩耍，成为了周边社区的一个空间粘合剂。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硅基空间崛起下的城市更新

UC：在面临“意义荒漠”的同时，我们的城市也正在应对各种新的挑战，比如您曾提到的“硅基空间”的崛起（延伸阅读：硅基文明挑战下的城市因应）。在城市更新背景下，作为“碳基空间”的城市实体空间应如何更新和转型？

周：历史上所有关于城市的理论研究，基本都只考虑了碳基空间。我们也会天然地认为物质空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唯一组织枢纽。然而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可以明显地看到硅基空间的崛起，它可以说是压倒性地占据了人类社会组织的空间份额。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互联网所塑造的硅基空间不仅仅是我们现实空间的一种工具，它实际是平行于现实空间，也就是碳基空间的一个新的“空间物种”。

同时，这一新物种崛起速度之快，占据范围之广，也远远超出了常规空间的发展规律。尤其在疫情开始后的短短两年时间，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被强迫性地进行了一次从碳基到硅基的空间组织转换，让不少人被迫学会了更加网络化的生活。

△突如其来的疫情使“远程办公”模式迅速得到发展，也加速了“元宇宙”概念的火热。2021年10月，Facebook宣布将公司名称更改为“META”，即“Metaverse”——元宇宙，并在YouTube上发布了几段视频，畅想了元宇宙中的工作场景。图片来源：META

很多人曾经相信，疫情过后，城市一定会出现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但现在，即使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没有疫情，但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无法完全恢复曾经的繁荣。大家已经习惯了外卖、网购、网络上的娱乐……而所有依托碳基空间的业态和生活场景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现在对硅基空间的威胁已经不是需要警惕的问题了，而是得赶紧想办法来绝地反击，不然碳基空间很可能会一败涂地。在以往以商品为中心的流通领域，我觉得碳基空间已经很难再抢回阵地。但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链接方面，碳基空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因此，这是挽救城市问题的一种思路，也是我一直在提“意义重建”、社会性重建的原因之一。

去年的三联人文城市奖提名了超级文和友，我觉得它就代表了碳基空间的一种可能性。文和友的逻辑不再单纯以“吃”本身作为卖点，而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场景体验。这些场景涵盖了许多与人的情感、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对碳基空间而言，这类场景恐怕将是城市更新阶段非常需要借助的东西。

△超级文和友以高密度的地方文化特色和80、90年代怀旧复古场景，在开业之初引发“万人空巷”般的热度。上图为长沙文和友，下图为广州文和友。图片来源：长沙文和友

另外，我也一直鼓吹将碳基空间进化为硅碳合基的空间。硅基空间的一大优势是，它是非静态的，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快速迭代，这种体验是传统空间绝无可能达到的，也因此攫取了我们过多的注意力份额。这种情况下，如果碳基空间延续它一直以来这种追求完美、静态的设计，就很难与硅基空间争夺注意力份额。碳基空间必须得与时俱进，必须得学会求变。

比如超级文和友在深圳推出的新店——老街蚝市场，就没有完全复制长沙和广州文和友的路子——单纯把各种老构件、招贴海报什么的堆叠到一起。这家新店的室内外运用了相当多的新媒体手段，一些沉浸式的艺术影像。这就让原先静态的碳基空间可以不断发生变化、与人产生交互，也带给人一种赛博朋克式的新体验。

△深圳超级文和友作为第三家文和友，并未保持该品牌在长沙的热度。开业半年后，其招牌改为了“老街蚝市场”，并重新进行了整体定位和装修。图为“老街蚝市场”内部场景。图片来源：长沙文和友

当城市慢慢沦为硅基空间的附庸

UC：眼下大量出现的城市空间网红化，似乎为碳基空间赋予了一种网络传播能力，也让“打卡”功能取代了不少建筑空间的传统功能。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网红化显然是“硅基空间”崛起所带来的影响。如果只是以增加打卡数量为出发点，对碳基空间进行网红化，我认为基本上就是把碳基空间变成硅基空间的一种附庸。

很多时候，打卡、以及所谓的“种草”“拔草”，更多出于一种自我证明的心态，希望巩固我们在虚拟空间社交场的地位。因此人们来到一个现实空间，不是为了体验它的美好，而是为了去网上打卡，证明自己没有落伍。

因此，我们可以把空间网红化理解为网络空间对注意力份额的占据，而非现实空间本身的一种反击。很多网红建筑可能就只是一面墙，或者某一个空间节点，和建筑本身的内容、空间结构几乎没有关系。

魏春雨老师在长沙设计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很好的一个建筑，但大多数去打卡的人却根本不进这个建筑，而是聚集在入口外的一个打卡点——建筑正立面临湖的一个内凹转角前。我每次去都能看到几十、甚至上百人在那里排队照相。他们在这面弧墙前摆出各种网红造型，摁下快门，P图后发到网上，这一趟行程就结束了。

△社交平台上，长沙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是不少人的网红打卡点。照片的取景位置都大同小异，更有不少关于如何避开人流、P掉排队人流的教程。图片来源：小红书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城市慢慢在沦为一个背景，沦为硅基空间的附庸。这座建筑因为适合打卡而走红之后，实际上并没有给建筑本身带来多少有效的人流转换，人们也很难真正从碳基空间的层面去体验这座建筑之美。

学术语言亟需与时俱进

UC：在正式的学术语言里，其实没有“空间网红化”这个词汇。学术领域应该怎么看待这些新出现的空间现象？

周：我认为建筑界所谓的“学术语言”其实已经近乎一些“化石”。在当下快速变化的时代，这一套语言体系几乎是失效的，对出现的大量城市现象是无能为力的。

在很多设计项目，尤其是商业空间项目中，“空间的网红化”已经成了甲方非常明确、甚至标配性的要求。但在学术圈里，学者们大多“不屑于”展开这方面的讨论。我们讨论的还是百年前的柯布西耶，或者是六七十年代所讨论的场所精神，有很多都是陈腐不堪的大半个世纪前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的学术语言其实特别需要与时俱进，特别需要跟现实产生关联，否则就是个僵尸学科了。

网红化作为野蛮生长的生态现象

UC：您认为应该怎么评价网红化这一现象的好坏，其中有哪些需要警惕的地方？

周：如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城市就像一个生物、一个有机体，是在不断调整变化的，而好坏评判是一种很静态、很机械的方法。对机器来说，效率高就是好，但城市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评判。即使去评判好坏，网红化作为一种自发现象也是制止不了的。

所以，面对这样一种城市生态现象，首先不是去判断好不好，而是必须去重视，因为它是一个发展特别迅猛的现实。这相当于在城市进化的过程中，某个新物种迅速占据了它的生态位，并且它的生态领地在飞速扩张。

△不少网红咖啡店、古着店、酒吧正借助这一轮的城市更新，在中心城区的街巷迅速生长蔓延。图为成都望福街。摄影：张晶轩

这里面有没有危险？一定有危险。在生态环境中，任何一个单极力量的强大，都可能导致一场生态灾难。

“网红”要抢占的是注意力份额，而注意力份额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一种东西。如果没有任何力量来制衡这种现象的发展，那“网红”最终一定会内卷，一定会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来攫取你的眼球，来占据你的份额。所以，制衡的力量很重要。如果网络没有监管，最后一定会充斥着最激烈、暴力的内容，网红化现象也是如此。

所以，“网红”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新物种，我们既得承认它存在的权利，也需要有制衡它的力量。同时，我们也绝对不能一刀切，说“网红”就一定是不好的，这种判断太简单粗暴了。我们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确实是非常好，有些就没那么好，有些甚至是负面的。

对城市生活日常性的重视

周：谈到“网红”，我还是要强调，城市生活的日常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与人长期的生存意义联系最为紧密。

“网红”很多时候是过度消费主义的产物，它让城市空间成为了一种“日抛”或者“月抛”型的快速消费品，成就短暂的“鱼水之欢”。但它可能很快就不红了，变成一种尴尬的状态。当然，如果“网红”并不企图短暂地红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而是企图长期对人的情感生活、社会关系起到正向的、积极的促进作用，我觉得那就是好的网红建筑。

比如，最近Prada与乌中市集的联动就是一个短暂的商业行为，可以把它看成是品牌和空间的推出联名款产品。因为Prada和菜市场这两者之间反差太大了，这种联名就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但它无法与菜市场形成特别深的长期连接。

△2021年国庆前夕，Prada与上海的乌中市集开始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联名活动，菜品包装和室内装潢被装点上了Prada的Logo和花纹，在吸引了大量打卡热度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批判之声。图片来源：外滩TheBund

而位于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附近的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就是个比较好的例子。这个菜市场和泰特现代艺术馆有深度的合作，大量的艺术活动就会介入到这个菜市场，也让它变成了一个“网红”。除周边居民外，城里其他热爱时尚、艺术的人也会经常出入这个市场。艺术对生活的长期交融性植入，能够对周边社区和城市旅游起到很好的提振作用。

我还关注到邱志杰老师2021年5月份在三源里菜市场的书法展。这个菜市场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个展览像是一个强心针，吸引了很多人去打卡，在摊位前拍照、上传，引发了一波小热度。

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有趣，通过网红在菜场做直播，硅基空间里的社会关系与现实中的社会关系进行了一次连接。很多人从来不会去逛这个菜市场，但网络传播能把菜市场里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呈现在他们面前。而那些长期出没在菜市场的摊主和顾客可能并不太熟悉网络生活，也会觉得新奇。这两种社会关系能不能互相融合不好说，但至少在这里有了一次交叉。

△2021年5月，艺术家邱志杰在北京三源里菜市场举办了为期五天的书法展“民以食为天”。图片来源：一席

设计师不是口含天宪的真理使者

UC：面对网红化现象，作为规划师或者建筑师，应该怎么办？

周：我觉得设计师得树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不能一味的屈服于市场的要求，甚至是为虎作伥。

我发起和主导过两个很另类的评选：一个是“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属于负面的、批判性的；另一个是“三联人文城市奖”，是正面的、示范性的。我做这些工作的初衷，还是希望至少对中国城市和建筑界的基本价值取向，多少能够起到某种参照系与校正器的作用。具体的设计手法可以千差万别，可以百花齐放，但价值观层面还是需要立得住“范儿”，也就是“以正合，以奇胜”。

当然，在建筑完成之后，再怎么无限吹捧或者口诛笔伐，其实都为时晚矣。所以我现在也经常推广“前置批评”——在设计还没建成，还没造成长期的实质性社会影响的时候，就先介入进去，提供一个批判性视角。例如，2020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恒大“大莲花”体育场的批判性文章，就起到了实质性作用。从住建部到地方政府官员都很重视，最后调整了设计，避免了对城市公共环境可能的负面影响。（延伸阅读：2020最丑建筑预定？为什么有钱人不怕“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