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丰富的历史沉积为它带来了大量外部资源，却也一定程度限制着人们对它的想象。社交媒体时代，西安牢牢抓住了流量机制，在“摔碗酒”的声响中成为一代网红城市，构建起亮眼的城市名片。但在关于周、秦、汉、唐宏大叙事的建筑单体之外，更多真实复合的城市生活场景却在逐渐衰亡，或在多轮拆改、更新中被销毁。对此，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李昊认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观、遗产观亟需在当下的城市更新中被重新审视和调整。

城市更新是“自上而下”结合“自下而上”的系统工程

UC：西安的城市更新特点、方式和其他城市相比有哪些独有的情况？

李：城市更新是城市机体的生长过程，当物质空间环境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求时，自下而上的“自在”更新就会发生，这是城市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西安的城市更新在目前这个阶段，以“自在”更新为主，有设计师参与的，也有没有设计师参与的，点状的散布在城市的各个片区，具有一定的活力。因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和正面的引导，“自在”更新良莠不齐，差异巨大，既有带动片区发展的优秀案例，也有造成公共利益侵害的负面案例。作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在总体上基本延续着传统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工作路径，尚未形成针对西安历史文化内涵、城市空间特点与社会发展需求的更新战略，也缺乏对自下而上的“自在”更新的积极引导。

本期嘉宾

李昊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城市更新研究中心主任

城市设计专业负责人

△2018年印发的《西安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历史文化区域管控疏解人口降低密度的规划管理意见》中划定了明清历史文化区和隋唐历史文化区，并提出至2020年，在两个历史文化区内，疏散人口3万人，增加50公顷绿地、广场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至2025年，初步形成历史文化底蕴彰显、服务配套设施完善、城市特色突出的历史文化核心区。 图片来源：西安市人民政府

我们团队的专业领域是城市设计与更新，一直在高校里开展相关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特别是近十年来。我们认为，城市更新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系统工程，任何一方面的偏废都会给城市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我们强调城市更新应以“自下而上”为切入点，充分尊重既有空间环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探究其层积性和丰富性特征，综合研判现实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注重城市发展规律和生长过程，避免“标准化”介入和“一刀切”干预。城市更新也离不开“自上而下”的管控和引导，更新既要考虑居民的个体利益和生存权，也要考虑城市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权，如果避而不谈公共政策，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城市的公共利益和城市发展价值就会遭到损害。

2020年年底，住建部提出要加强城市更新顶层设计，新一轮的城市更新行动正在上升为国家战略，就社会主体而言，更加强调老百姓的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就城市发展而言，更加强调城市的文化传承、活力持续与品质特色。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历史城市，历史遗存众多、文化资源丰厚，城市更新首先需要辨析城市文化基因的特征，掌握遗传与变异的规律，在城市更新进程中保持文化的活力与生命力；同时，西安也是拥有14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城市更新需要了解城市居民的现实与发展需求，营造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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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明城志》系列丛书是李昊团队对以西安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城市文化基因全面梳理的成果，旨在借此探讨今天所面临的城市更新和城市文化发展诉求。

研究团队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策划 / 崔国

采访+编辑 / 张晶轩、方靖（实习生）、崔国

文字整理 / 方靖（实习生）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宋代伦、宋雅婷

新媒体编辑 / 唐菲

设计 / 林记工作室

△《城市中国》第91期《规划者说：从国土山河到邻里社区的规划思辨》刊载了对李昊教授的专访《发现历史空间的谱系，呈现在地日常的丰饶》，点击此处购买。

西安城市更新，亟需改变“拆改”、“仿古”的观念思路

UC：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西安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在当前的这轮城市更新，我认为西安有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首先需要转变城市更新观念，城市更新不是“拆旧建新”、“复现历史”，而是“持续生长”、“品质提升”，需要以“建成遗产”的科学价值观来引导城市更新的开展。

在中国谈传统文化是绕不开西安的，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西安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观念，地方政府对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判定还需要重新审视。第一、西安的传统文化不只有周、秦、汉、唐，还有宋、元、明、清，还有民国、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如何对西安古代、近代、近现代的历史环境进行价值研判是城市更新的前提。做得好，可以成为城市的亮点，做不好，就是对文化的破坏。第二、城市建成遗产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文物，而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是与生活共生的活态文化，城市更新要注重对建成遗产的活态利用。

第二，城市更新需要尽快完善相关行政机构的建设。

应对国家城市更新行动的开展，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反应迅速，成立了专门的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如更新局、更新处、更新中心等。一如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上海、广州很快就在政府部门内成立了城市设计处，在设计院内成立了设计研究中心等等（延伸阅读：广州城市更新），确保政府对城市设计工作的积极引导。到目前为止，负责西安城市更新工作的政府部门是“西安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显然这个名字会造成人们对城市更新的误读，难以形成积极有效的工作开展。俗话说“师出有名”，在城市更新如火如荼的当下，政府主导部门更应当名实相符。

△2017年，陕西省政府、西安市政府提出碑林博物馆扩建，同时拟对碑林所在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同步改造，以提升其作为西安市文化地标的作用，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无论是“棚户区”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混淆，还是不可移动文物的“异地重建”，都折射出西安市在城市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处境。图为三学街上的征收项目宣传横幅。图片来源：网络

第三，西安需要加强城市更新的相关制度建设。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城市更新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逐渐改变了以往过于单一的评价标准和改造思路，也在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避免城市更新对于在地文化的侵害。2021年住建部出台的关于禁止大拆大建和县城住宅限高的两份文件，在我来看正当其时，城市更新面对复杂的存量空间和社会现实，需要中央政府把控底线，避免城市更新变质变味。地方政府更需要结合地方实际，出台相关制度，积极引导各项工作的开展。

持续研究，避免运动式的空间改造

UC：您认为西安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升级的难点在哪里？

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改造是典型的城市更新类型，对它们的更新应是持续性的，避免运动式改造。西安经历过20世纪90年代的低洼地段改造运动，这种一刀切式的改造造成西安历史文化的严重破坏。我们要以史为鉴，尊重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的差异性，否则，这一轮改造可能会加剧城市特色的丧失。西安有传统街道型的社区，比如回坊、三学街，还有单位大院型社区、安置型社区等，采用标准化的改造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一定要差异化对待，综合研判。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将它变成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深入了解每个社区、街道，在过程中首先要全面掌握存量空间的各种信息和资料，明确其问题与价值，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再去开展更新工作。改造的难点，在于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大量的前期工作，才能明确改造目标。很多城市会要求在某个时间点前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做事都需要找到症结所在，没有充分的诊断评估很难把事做好。老旧小区和背街小巷就像前来看病的病人，病还没有看，就给他们下一个标准化的药方来治疗，肯定是有问题的。

△截至2021年5月底，西安完成了599条背街小巷提升改造任务，其实便有冰窖巷的改造。这条背街小巷因是明代秦藩王宫和清代满族官僚夏季藏冰的地方而得名。在这次改造中，路面被拓宽，增添了休闲座位、草木花卉、民俗浮雕等景观。图为冰窖巷改造前后。图片来源：西安市莲湖区委员会宣传部

社区规划师：连结“上”与“下”的接口

UC：您被北院门街道聘任为首批社区规划师，您如何看待自己作为社区规划师的角色？

李：西安老城仅存三处历史街区，分别是北院门、三学街、七贤庄历史街区。而我目前担任社区规划师的街道，就属于北院门片区。

我认为社区规划师是一个接口，一个连结“上”与“下”的接口，“上”是政府、经济组织，“下”是老百姓。我们处于其中，既要向上反馈老百姓的民生诉求，又要向下传达政府的规划发展理念，同时也要平衡各方之间的利益。

△李昊团队被聘请为北院门街道的首批社区规划师，全面参与街区的微更新与改造。图片来源：李昊

具体来讲，社区规划师要做的事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陪伴式调查，发现片区价值与问题。在我看来，城市更新工作应当由当地设计师为主体来完成，尤其是面对像西安这样历史城市，如果没有持续、深入的陪伴式调查，无法掌握社区的历史与现实的完整信息。仅凭不熟悉当地情况的设计师，三五天走马观花的简单踏勘后就去进行空间干预，必然会出现问题。

第二，唤醒居民的社区意识，推动公共参与。回看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我们从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文艺复兴，真正确认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价值与权力。城市更新高度重视公共参与，但缺乏自我价值认知的公众，参与的实际作用大打折扣。对社区规划师来说，需要从根源唤醒居民的社区意识，提升公共参与的质量。

第三，引智策动，协同多方力量。社区规划是一个系统工程，与社区发展、产业发展、空间规划、城市治理都有关系。规划师既有其空间领域的专业所长，但也有明显的知识短板。因此，社区规划需要多方面的专业人员共同协作，包括政策制定、产业运营、社区营造、空间设计、基层治理等等。

第四，空间提升，持续开展空间优化。社区规划更强调社区建设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社区规划师作为规划运营者，应该更加注重规划的组织、实施和控制，随时关注社区的日常性需求，综合协调居民与政府的决策，可以说整个过程中更多的是组织利益主体以推动方案的制定，进行社区实时规划与环境改造，社区规划师担当这个过程中的技术支撑。

“历史”不等于特定阶段的典型代表

UC：总体而言，城市更新中的拆留与否基于对存量建筑的价值评估，而评判标准更多源于文保部门的判断。保护具有“历史性”的建筑，也意味着可以不保护不具有“历史性”的城市风貌。对此，您如何看待历史保护和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

李：在我来看，城市建成环境内的历史建筑、文保建筑与放在博物馆里的花瓶绝对是不一样的。

谈论历史建筑，我认为“遗产性”可能比“历史性”这个词汇更好。“历史性”是站在文化保护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看它的价值属性，而“遗产性”则是从我们当下去回看历史。

在对西安的既有城市环境或者遗产环境进行客观评估时，既不能完全忽视历史，也不能将历史窄化、僵化、静态化，这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对待建成环境的保护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不应被简化为碎片化的时间点。在西安，你可以看到周的代表区域、秦的代表区域、汉的代表区域、唐的代表区域……历史在这里被拆解成了片段化的时间点。比如西大街所采取的“皇城复兴计划”就是把它变成仿唐风貌一条街。但问题是，西大街的地面建筑大都是明清时期的，为何我舍弃现实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去仿造湮灭的、过去的历史。我所认同的观点是，城市是一个活态的生命体，是由若干历史叠合而成的结果，这才是真实的城市状况，也是我们从“遗产观”来看待历史的结果。

△2004年，经建设部同意，西安市启动了《西安市2004-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草案）》修编工作，同时复兴皇城的构想正式被提出，其中便包括了西大街改造项目，对沿街原有和新建建筑都进行了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改造。上图为80年代的西大街，下图为改造后的西大街。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不应过分强调宏大叙事中的建筑单体，将“历史”等同为特定阶段的典型代表而忽略其他民风建筑。“遗产”，不仅是特定阶段的代表性建筑，同时还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的集体记忆。“记忆”不仅包含重要建筑，也包括一些日常建筑。在西安，钟楼、鼓楼算遗产，那传统的老式民居就不算吗？“历史”不应仅是宏大的单体，还要包括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息。（延伸阅读：宋群 | 在西安，让城市更新沾点市井气）

第三，不能只保护物质空间而忽略人的生活。物质空间是用来容纳人的生活的，历史保护不能只关注物质空间保护，而淡化了空间内部所容纳的社会生活。同时，保护和利用、更新之间是紧密关联的。博物馆里的花瓶是不能用的，但如果我们的历史城市、街区、建筑不能“用”，就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保护更新，调和城市发展的不同诉求

UC：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应对一些可能与历史风貌保护相冲突的发展诉求和生活方式变化？

李：首先要把历史环境分开考虑。第一类是需要严格保护的历史片区，比如紫禁城。它的历史风貌是比较统一完整的，保护更新时需要严格符合历史环境，功能格局。但国内其他绝大部分历史街区都不是第一类，历史环境的风貌是复合而不是单一的，历史进程感很明显。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历史风貌保护等同于“穿衣戴帽”，在保护过程中，格局、尺度、材料的确需要形成有效关联，但更要考虑复合的历史风貌以及发展诉求。

UC：在西安，城市更新要如何满足外地游客的文化消费诉求和本地人对西安的诉求?

李：游客和本地人看西安的眼光肯定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必然会有文化体验的诉求，游客肯定希望看到一些周、秦、汉、唐的场景。但这种符号化的城市营销，也必须要同时关照历史发展进程中各个时期的真实状态，不能为了做营销而去破坏真实的生活场景。比如，大唐不夜城就是一个面向游客的舞台、戏园，那里原先是一片荒地，一直没有发展。围绕荒地去做符号、文化场景是没问题的，但在内城里做仿唐一条街就可能会破坏原有的真实生活场景和建成环境，成为一种破坏。

△经历了多轮拆改、更新，西安内城的大量民居都已消失殆尽，被大量仿古建筑所取代。图为80年代的西安明城区。图片来源：悦西安

后网红时代的城市更新

UC：如何看待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下，历史文化、历史建筑的符号化、消费化趋势？

李：过去的消费是需求导向型的，消费行为本身不具有象征意义，社会的文化导向被传统的精英阶层所占据。而现在，互联网的兴起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话语权也在逐步上升，社会群体的符号确认由曾经的官方平台演变到了现在的自媒体平台。这个过程是有两面性的，它确实不可避免地导致历史文化和历史建筑的符号化、消费化，但同时也有其内在价值。

从好的方面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形成了一种公众参与，能够挖掘出场地内的多元价值，特别是以前一些被忽略的场所。虽然有迎合大众趣味的嫌疑，但不可否认，它们确实将场所文化与公众参与完美融合，也让一些场所有了发展契机。

△西安永兴坊的“摔碗酒”体验的曾迅速走红网络，如今热度已退却不少。图片来源：搜狐

但另一方面，网红的本质是博眼球，或称眼球效应。当同样的手法在有限的场景里反复出现，就会形成同质化，庸俗化的状况，看客也会视觉疲劳。所以，如何挖掘场地的独特性，避免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同质化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UC：不少城市公共空间由于受到互联网的冲击，正在逐渐衰败。您认为实体公共空间要如何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您如何评价以网红化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

李：公共空间一定要与互联网结合。因为现在大量的实体空间（不限于实体公共空间）正在被虚拟空间、网络空间所侵蚀，大量的商业中心倒闭、公共空间闲置，这些都是我们业内讨论的话题现象，所以我们有必要形成一种“实体-网络”相关联的意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延伸阅读：周榕 | 硅基空间崛起下的城市更新）

在狂欢过后，我认为要谈论的是“后网红时代”：如何将网红的正向价值最大化，最大限度地规避负面价值。这里我强调的是一种结合网红化特性的“上下协同”，它既有营销的特点，又有对日常生活的关照，具体几点。

第一，从舞台到容器。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就属于秀场，秀场会有市场的特点，但总归是要回到人的生活。体验式的旅行和沉浸式的感受，说到底还是展示，而不是生活。所以，我强调网红化的城市更新最终要回到真实化的生活。

△西安大唐不夜城于2018年开街，建设了大量仿唐文化建筑，并打造出“不倒翁小姐姐”“石头人”“敦煌飞天”等现象级文化IP，获得极高的抖音播放量，也使西安成为一座网红城市。图片来源：大唐不夜城官网

第二，从娱乐到生活。2011年末，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对城市化率极高的大城市来说，城市发展的关注点，已经由外扩转向了内部的空间品质提升和生活水平改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其中更多是技术助力，而不是泛科技的娱乐。从表面化的娱乐状态到生活品质提升。

第三，从围观到参与。这其实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不管是唤醒居民的社区意识，还是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最终都是要形成一个整体的、有效的公众参与。

第四，从狂欢到理性。城市更新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空间品质和生活水平，所以任何的媒体网络、拍摄工具都不能将个人的生活绑架。只有当工具的指向清晰，回到人的本体，我们才能最大化地发挥它的作用。

建筑师的“陪伴者”角色

规划师、建筑师应该培养什么能力？做哪些转变？

要重视观念上的改变，要了解时代特征然后再思考我们作为建筑师的角色赋能。

如果说农业时代，城市是贵族的宫殿；

工业时代，城市是英雄的舞台；

那么现在，城市是什么？

城市就是每个人的家园。此时，建筑师就不能像给贵族造宫殿，给英雄盖房子那样建造城市。今天的建筑师，更应该是一个“陪伴者”的角色。我们要放下对空间表达的执念，形成和空间使用者相关联的陪伴者的姿态。社区规划师和社区建筑师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他们可以长期驻地了解社区居民的真实诉求。

过去我们坚持使用的建筑语言在今天也要改变，它不应成为我们标榜自我身份的武器。近几年，建筑的社会性已经被大众淡化了，它不仅是空间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意味着要与人交集，这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