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坡尾：当一座岛屿上岸之后

厦门沙坡尾自本世纪初就开始了旧城改造与城市更新的叙事。作为一个以渔业文化为根基的独特片区，沙坡尾的转型之路并不一帆风顺。在经历了“退渔”事件、创意业态引入、旅游业爆发、街区网红化等阶段之后，其未来的走向仍未可知。唯一确切发生的，是避风坞世代与海洋的联结被切断，留下了一群无海可讨的“讨海人”。本文从沙坡尾渔业的兴衰说起，向我们讲述了城市更新宏大叙事背后，渔民们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漂泊与阵痛。

告别

2015年6月10日，厦门港沙坡尾避风坞退渔工程完毕。此后这里将不再会有渔船停靠。

1934年厦门为鹭江修筑堤岸，同时建造避风坞，奠定了沙坡尾的渔港地位。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这里相继建立了鱼肝油厂、冷冻厂、造船厂等工厂，厦门海洋实业公司、渔捞公社等也选址于此。1969年，避风坞扩建至2.8万平方米；1987年，国家投资修建驳岸码头，沙坡尾的日卸鱼能力从每小时5吨提高到400吨。

沙坡尾用了半个多世纪成为厦门渔业的中心，也在一个月内被洗刷干净。2015年5月8日，思明区政府和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管理局发布退渔公告。5月12日，厦港街道印发渔船退出、渔民上岸转产的具体办法。渔民签约、上岸，交出渔船和证件，获得赔偿金和奖励金。避风坞告别了最后一批渔民，渔民们告别了海洋。

本期作者
倪瑜遥

△2015年退渔前，沙坡尾避风坞停泊着大量小型渔船。摄影：昔轩

△沙坡尾的网红化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其中也有不少拍摄婚纱照的新人。摄影：崔国

每逢周六的下午，在避风坞的北端会有一群老人组成的乐队，他们玩变音，弹夏威夷吉他，拉小提琴。这些乐器多半在六七十年代由南洋华侨引入厦门。不远处的玉沙坡戏台上，偶尔会演出闽南歌仔戏。再往下走，酒吧里不时传来民谣和爵士乐。自北向南沿着避风坞行走，板邪感觉自己经历了沙坡尾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未来。

穿着各色礼服的新人会在游客少的工作日到沙坡尾拍婚纱照，系红领巾的学生从街巷里冒出，结伴去上学。新人的脚下曾是渔民卸货的码头，散发着海腥味的墨鱼汁曾渗入石缝和木板。在摄影师的镜头之外，一位老人在栏杆前伫立许久，然后默默走出避风坞的铁门，消失在民族路的转角处。在他的身旁，道路被围挡起来，打桩机在工地里轰鸣。

研究团队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策划 / 崔国

文 / 倪瑜遥

编辑 / 张晶轩

新媒体编辑 / 唐菲

设计 / 林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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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刚刚退渔完成后的沙坡尾已没有了渔船的身影。摄影：崔国

△2018年，沙坡尾逐渐商业化，河岸修筑了步行道，一条景观船停泊在水面上。摄影：崔国

讨海人

避风坞的退渔并非难以预料。很难说厦门经历了像东北重工业城市那般的转型阵痛，早在一系列政策出台之前，渔业的衰落已经成为渔民们逐渐接受的现实。

从1949年至1990年代，厦门渔业一直以捕捞为主。根据《厦门年鉴》的统计，1950至1952年，厦门渔业的年产量在5000吨左右，海洋捕捞的比重占60%。1964年厦门渔业产量上升到17800多吨，海洋捕捞占其中的68%，到1977年，海洋捕捞产量达到总产量的74%。但竭泽而渔的方式很快带来了资源危机。

进入九十年代后，海洋捕捞，尤其是近海捕捞已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水产养殖的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成为新的产业支柱。海洋资源的枯竭伴随着岸上城市的迅速生长。1980年厦门经济特区成立之后，城市调整产业结构。农业和工业比重下降，服务业则逐渐壮大。厦门的城市定位逐渐转向“旅游城市”“港口城市”。

△1980年代的厦门港地图，工厂、市场、港口和道路的格局与今天基本一致。

△在2003年，与厦港海岸线基本平行的演武大桥竣工，大型船只自此无法进出避风坞。图为2005年的《厦门岛地图》（局部）。

上下两张地图来源：《口述历史：厦门港记忆》

渔业的演变过程塑造着厦门港，以及停靠于此的渔民。老一辈的当地人更愿意将渔民称为“疍民”，或者“讨海人”，这些称呼代表着以船为家的生活方式。疍民家族世代漂泊，为谋生计，或躲避战乱，许多家族的先辈从龙海、浯屿、海澄等地迁徙到厦门港，有的甚至远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洋地区。（延伸阅读：从城市更新再谈沙坡尾：呼唤在地文化觉醒）

与之相对应，内陆居民被称为“山顶人”。山顶人不下水，讨海人不上岸，两个群体之间却常有冲突。很多时候，疍民都处于弱势地位。在清朝乃至民国的很长时段内，疍民不能上岸定居，子女也不能上学，只能随父母出海。为防止孩子落水，父母用名为“狗尾仔”的绳子一头将他们绑住，另一头系在桅杆上。“狗尾仔”也成为他们的护命绳。

然而相较于少数富裕的“山顶人”，生活贫苦的疍民占了绝大多数。厦门港终究是他们的渔港。沙坡尾从避风坞路口往东延伸到厦大医院和胡里山炮台，往西包括现在的中华儿女美术馆以及众多工厂。在楼房尚未覆盖这里时，从避风坞口到胡里山是辽阔的沙滩。潮起，细沙被海浪向上推，在太阳的炙烤下显得雪白；杂木和船上掉下的木头随着海水漂来，被渔民拾起、晒干、当作柴火。潮退，岸边裸露出荒凉的滩涂，嶙峋的木麻黄拼命抓住细沙，龙舌兰的叶子在海风中变得坚硬。

在潮涨潮落之外，渔港自有其呼吸的节奏。根据生长于厦门港的闽南文化研究者陈复授回忆，每到鱼汛时，渔船满载而归，密密麻麻地停泊在避风坞外的海滩边，连绵一公里多。“起风暴了，渔船回来了，厦门就活起来了。”渔工将一筐筐鲜鱼抬出船舱，装进舢板或竹排转运到岸边；在鱼行或水产供销公司的组织下，等候多时的渔民家属手持竹杠勾绳，将船上卸下的鲜鱼抬送到鱼市场过磅、分类。“无数小舢板和竹排往来穿梭。搬运鱼货的，往船上运送物资的，上千人轮番进出；船上与岸边的呼喊声，久别重逢的欢笑声，抬运鱼货的号子声与风声、海浪声混杂”，丰收的喜悦在浓烈的海鲜鱼腥味中弥漫。

△沙坡尾曾经的鱼市。厦门港的鱼汛分冬、春、夏三季，其中冬春两季以捕捞带鱼为主。渔船归来之时，厦门港也随之苏醒。

图片来源：中国侨网chinaqw.com

△上世纪90年代初，厦门港群众迎送远洋跨国渔轮出海的场景。上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渔捞公社是厦门港渔业发展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缩影。在八十年代后，公社先后经历公司制改革和上市，此后面临巨额亏损，最终在2005年解散。

图片来源：《口述历史：厦门港记忆》

在渔业产量攀升的背后，是被卷入现代化和工业化浪潮中的厦门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原本管理渔船的私人鱼行被取缔，零散的船主和渔民也被收编进互助组、合作社。讨海人逐渐成为有组织的渔业工人。

1956年10月，厦门港成立远帆、劳动、前进等七个高级渔业合作社，一个合作社的规模大约七百多名成员，三十多艘渔船。大船可以到东山、东碇等渔场捕鱼，收入可观。1959年3月渔捞公社成立。成立之初时，公社有八十多条三桅的钓艚船，分成五个生产队，每个队分别有十多条船。1984年，渔捞公社改制为厦门第二渔业公司，并在1992年成为中国最早的上市企业之一。

然而高光时刻是短暂的，潮水的方向已然改变。由于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企业管理不善等原因，进入21世纪后，第二渔业公司面临巨额亏损，并最终在2005年倒闭。

潮头与浪底

张良出生于1962年，家里四代人都在厦门港捕鱼营生。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他在小学毕业后没几年就上船。那是1976年，海洋捕捞业的繁盛时期。四年之前，厦港远洋鱼队从出海，曾创下三个航次收获1000多吨的纪录。他所在的集体企业有六十多条船，每条船上有四十余人。

虽说“行船跑马三分命”，但凶险往往伴随可观的利润。在1970年代，厦门工人每月能拿三四十块，而渔民出海一天的收入是两百到三百块。厦港渔民卖鱼的足迹延伸到汕头、东山，是众人眼中的“钱包”。每逢卖完鱼的归港之日，亲友相聚，渔民是其中最阔绰的那个。他们吃腻了鱼肉，鸡鸭成为宴会佳肴。改革开放之初，源源不断的财富通过海洋涌入沙坡尾，酒店、饭店、夜总会在灯红酒绿中招摇。

这样的繁荣并不持久。1988年，张良所在的企业的营收开始出现困难。在他的印象中，渔民是慢慢上岸的。当发现出海的收入越来越少，一支支船队也渐次解散。海面上的大型渔船越来越少，仅剩下一些人偶尔会驾着小船出去钓鱼。2015年之后，最后一批小船也被清退。2008年，张良拿到了海洋局的下岗补助。而彼时他已经将近十六年没有出过海。在这期间他打过各种零工，干过保安，也做过小生意。

△避风坞内的景观船停泊在世茂双子塔的倒影之下。摄影：崔国

渔民退回到岸边，大举进攻的城市却逐渐将渔港围剿。2003年演武大桥竣工通车，受限于桥洞的高度，大型渔船无法再出入避风坞。2015年，避风坞在退渔之后筑起堤坝，小型渔船的通道也被封闭。同年，紧邻沙坡尾的世贸双子塔交付使用，300米高的塔楼成为厦门的新地标。

张良住在避风坞西岸的尽头。这片老旧的居民区在以前是船厂的仓库，1950年代被改成住宅分配给渔民。幽长的楼道昏暗，散发出霉味，白天依然需要开灯。零星的几家商铺已经倒闭。偶尔有来游玩的年轻人闯入，又匆匆离开。电线密匝匝地盘在半空，一户人家的晾衣杆搭在防盗笼和对面的阳台之间。三月底的时节，居民楼里的植物探出吐了新芽的枝丫。

△避风坞西岸的居民区是几代沙坡尾渔民们的家园。住房年久失修，呈现出与年轻人眼中潮流、网红的沙坡尾全然不同的面貌。

摄影：倪瑜遥

这一片的居民在去年底签了协议，由于地铁的修建，这里可能面临拆迁。张良并不愿意搬家。因为他认为单位的公房难以在拆迁中获得可观的补偿，以及不想离开这个白天外出时不用锁门的熟人社区。他的电视机柜旁摆着一个鱼缸，鱼缸里泡着二十多年前他出海时捞到的水草，他将其称为“海里的树”。水草随波飘荡以繁衍生息，渔民在漂泊中维系世代稳定，无论在海洋还是陆地，都是如此。

拆迁也是沙坡尾的规划运营单位——沙坡渔港文化创意投资公司目前最担心的事情之一。他们不知道大学路、民族路和艺术西区是否在动迁范围之内，担心公司投入大量成本运营的街区会就此消失。

对于张良来说，沙坡尾是一个什么都有的地方，吃喝玩乐，一应俱全。这句描述可以放到他年轻时，也可以放到现在。但在生于1990年代的陈昕眼里，在她的少年时代，沙坡尾破败衰落，聚集了瘾君子和混混，是危险的代名词。陈昕在沙坡尾的工厂宿舍里长大，高中毕业时因动迁而离开。2016年，她加入沙坡文创，重新回到见证她成长的沙坡尾，也帮助沙坡尾找到新的可能。

在沙坡渔港文化创意投资公司的策划运营之下，沙坡尾引入了迎合年轻人品味的商铺，打造了市集、Live House和滑板场。沙坡尾喧闹的灵魂被再度唤醒，只是觥筹交错间的已不再是当年面孔。

△2013年开始，沙坡渔港文化创意投资公司先后对沙坡尾片的水产冷冻厂、鱼丸厂等旧厂房进行设计改造：原水产冷冻厂位于沙坡尾避风坞边上，本废弃多年，沙坡渔港文化创意投资公司将其改造为“艺术西区”，并引入年轻人热衷的生活场景和业态，迅速吸引了大量人流。摄影：倪瑜遥、崔国

* 注：

文中张良为化名；王馨、王卉对本文也有贡献。

* 参考文献：

[1].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编. 口述历史：厦门港记忆[M].厦门：鹭江出版社，2014.

[2].陈复授. 讨海人：玉沙坡涛声[M].厦门：鹭江出版社，2020.

作为视觉景观的避风坞

引言

海浪退去，游客到来。在沙坡尾避风坞背后的街巷里，变化早已发生。奶茶店、饰品店播散在衰落而平静的街区中，迅速生长，势头很快超过原本的菜场、杂货铺和理发室。“网红”“文艺”等招牌吸引了大批年轻人。他们穿着时髦，将这里的大街小巷框进手机、相机的镜头中，上传到网络上。沙坡尾从渔港和住区变成景点，游人纷至沓来，商家入驻，店铺更迭。从猫街到黄厝，从鼓浪屿到曾厝垵，厦门对于这样的城市更新叙事太过熟悉。

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有着国源青年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文化”）的身影。这家民营企业隶属于国源地产，自2011年起主导沙坡尾新一轮的规划和运营。他们试图在保留本地风貌的前提下打造青年消费、文化中心。不同于鲁能、王府井等大型开发商（延伸阅读：沙坡尾避风坞的规划方案和历程）,以厦门人为主的国源团队认为自己更懂沙坡尾。但方案落地的情况远比想象中要复杂。

清淤

即便自己是厦门本地人，国源文化的董事长陈晓雯也是通过儿子宋泱拍的照片才得知了沙坡尾。宋泱毕业于厦大建筑学院，大学就读期间去学校旁边的避风坞做设计调研。开发了不少新建项目的陈晓雯对这片残留着工厂、骑楼、渔港的老城区印象深刻。

△沙坡尾北侧的蜂巢山路上有着不少非正规搭建的旧屋和各色店铺，成为了游客们体验沙坡尾“原真性”的场所。右下角的日式居酒屋因为能拍出与日剧场景相似的画面，使这一路口成为网红打卡点。摄影：崔国

2011年，老城改造的工作被思明区和厦门市政府提上议程。国源文化接受区政府的委托，成为沙坡尾的运营商，在已经停摆了将近二十年的街区打造文创品牌。据陈晓雯的描述，那时的沙坡尾道路坑洼不平，沿街最常见的商铺是废品店。厦门港的污水在避风坞汇集，恶臭的淤泥中常有老鼠出没。清淤是国源文化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公司在对避风坞进行测绘之后形成清淤方案，最终被思明区政府采纳。

然而，在当地人的认知中，正是这次清淤导致了退渔。根据《厦门日报》在2016年1月的报道，清淤工作在当年1月初开始，3月底完成。施工队将在避风坞建一座矮堤坝，“进行景观蓄水并保障渔船通行不受影响”。但现实情况是，在清淤结束后除了几条固定在岸边的景观船外，再也没有一艘船能进出避风坞。

△演武大桥于2003年竣工后，大型船只无法再进入港口。2016年清淤并修建的矮堤坝后，小型船也无法开出避风坞，岸边仅剩下几条景观船。摄影：倪瑜遥

国源文化将沙坡尾划分为场、港、街、坊四个部分，分别对应工业遗存、港池、商业街和居住区。旧工厂集中在避风坞西岸，如今已被改造成主营市集和商店的艺术西区。原本的渔港在经历清淤、退渔之后已经变成观光步道。对于街和坊的改造仍在落实中，这却是国源文化经常宣扬的点。

北京有南锣鼓巷，上海有新天地、田子坊，成都有宽窄巷子。而国源则期盼厦门有沙坡尾。他们希望在保留老城原有风貌的情况下实现空间活化，以重新利用其价值。国源邀请了彼时任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的黄晶涛，在2012年9月设计出《沙坡尾海洋文化创意港行动规划》（以下简称《行动规划》）。方案一反“全拆--重建”的规划模式，聚焦于小尺度的存量更新，以“不拆、不建、不改”为原则。规划一方面引入酒吧、甜品、设计等新业态，另一方面保留原有的生活服务业，试图在士绅化和原真社区的延续之间寻求平衡；在居民不搬迁的情况下改善居住环境不同于以往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更新，《行动规划》的关键在于实现居民、商户、大型企业、第三方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对话，从而由传统的街区快速突变走向渐进式营造。

△《沙坡尾海洋文化创意港行动规划》中将沙坡尾分为了场、港、街、坊四个部分，并提出“土地产权基本不动、空间肌理基本不改、本地居民基本不迁、人文生态基本不变”的四项原则。图片来源：《沙坡尾海洋文化创意港行动规划》

这一方案在厦门市，乃至思明区内都并未得到重视，但却在2014年获得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一等奖。方案将规划的重点由空间设计转向人文、社会层面的社区营建，这在规划界内并不常见。催生这一思路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沙坡尾街坊复杂的土地产权。作为厦门最早的渔港腹地，植根于日本占领、侨民出海和返乡的独特历史，沙坡尾的房屋几经易主。

沙坡尾18%的住宅具有两户以上的产权人，有侨房31处，户主久居海外10处。小埠头31号住房涉及的产权共有者甚至达到了79人之多。也正因为产权的纠葛，沙坡尾暂时得以免于大拆大建式的翻新，在周围如火如荼的商业开发中保有部分日常生活。按照《行动规划》的思路，沙坡尾的更新将不触及土地产权，而前提是居民和商户在街区营造中的深度参与。

在现实中，国源文化租下十字路口等关键地段的房子，引入新的业态，发起“沙坡尾文艺联盟”的招商、扶持计划，以实现对街区的运营。这一过程颇为琐碎。与关系复杂的产权人谈判耗费了大量成本，地方政府用地政策的摇摆也增添了经营的不确定性。夹在政府、商户和居民之间的国源文化常常陷入泥淖，《行动者规划》至今并未完全实施。

走红

突然涌入的资金与网络曝光率为沙坡尾带来人气和收益，但也使这里不再受单一行动者的掌控。流量和资本在以更有力的方式塑造着沙坡尾。根据陈昕的介绍，在初来到沙坡尾时，国源的初衷是打造属于本地年轻人的独特空间。他们将废弃工厂里原本运送冰块和水产品的坡道改造为户外滑板场；在冷冻厂的空厂房里做了Live House，邀请各地乐队来演出；在西区举办艺术市集，扶持本地的原创设计品牌。

△由青年文化推动的城市文化创意转型已出现多年，在我国多个城市皆有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城市中国》曾出版多期与之有关的课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33期《创意城市》、38期《亚文化中国》、52期《主题空间重塑城市》和67期《798与创意集聚之困》。38期《亚文化中国》目前有售，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购买。

小众的亚文化天地在经过网络的发酵后总是很快沦为旅游景点，地处厦大边上的沙坡尾也是如此。如今这里成为又一个拍照打卡地，原本的创意市集被“淘宝款”攻占，Live House倒闭。汹涌的人潮挤走了滑板青年，坡道被喷上涂鸦以供游客拍照。即便是陈昕也坦言自己现在除了工作之外很少再来沙坡尾。沙坡尾火了，但带给本地人的是堵塞的交通和飙升的物价。这是国源在最初没有预料到的。

不过对于很多商户来说，当下热闹的沙坡尾更像是做生意的好地方。荣梅姜母鸭在沙坡尾开了二十年。老板和老板娘来自江西，1993年起到厦门谋生，把家安在了这里。老板原本在酒店当厨师，改革开放后出来单干。夫妻俩起初在厦大医院旁边的演武农贸市场卖卤味，2001年市场拆迁，他们搬到了沙坡尾，以丈夫名字中的“荣”字和妻子名字中的“梅”字注册了商标，开起了这家“荣梅姜母鸭”。相比于演武市场，他们在沙坡尾待得更长久。

△荣梅姜母鸭的店内挂着各大节目和明星来店时的合影，而店内的老板也总是穿着与照片上一致的标志性格子衬衫。摄影：倪瑜遥

三年前偶然路过的《十三邀》节目组发现了这家店，在这里录制了与吴孟达的对谈。夫妻俩将自己与许知远、吴孟达的合照挂在门外，郑重地标明节目组到来的时间：2018年12月13日。有游客来这里歇脚，也有人慕名前来。姜母鸭名声在外，老板娘却坦言自己“不会玩年轻人卖东西那一套”。他们接受自己“不再跟得上时代”。午休时分，店里的白炽灯没有开，电视里放着CCTV1的连续剧，黑匾金字的店招在一众奶茶店、甜品店中间显得暗淡。老板娘剥着大蒜说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一面招呼来吃饭的男生“小弟”，让他自己去电饭煲里盛饭。

在沙坡尾，永远都有游客在马路上摆拍，惹得司机狂按喇叭。开了十几年的花店迎来了新客人，老板变得更加忙碌。也会有人不付钱就拿着花束拍照，拍完又若无其事地放回原位。老板娘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年轻人在网红奶茶店前排队，老居民一边抱怨这里越来越吵闹，一边搬个板凳坐在熟人开的杂货铺前聊天。夏商超市的阿伯依然每天早早关门，即便不远处已经有了家灯火通明的便利店。

△随着资本的流入，沙坡尾视觉景观的“网红化”和“去本地化”愈演愈烈。无论是港风元素、韩系元素、街头元素……只要具有网红效应，它们便可能会出现在沙坡尾，当然，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图为沙坡尾的网红店铺熊吉成衣店。摄影：倪瑜遥

原住居民依然在这里生活，本地商店在应对外来资本冲击时似乎没有这么脆弱不堪。但仅在这里停留两三天的外来者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在此前有多少小商贩搬离，有多少创业者铩羽而归，有多少居民不堪其扰。旅行结束之后，他们并不关心在沙坡尾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事。游客走马观花，带走的只有猎奇的照片，本地人则要承受奇观背后的琐碎。

归客

荣梅姜母鸭店在夏商菜市场旁边，这个厦港最大的菜场从室内溢到街道上。板邪可以在自家民宿的狭小阳台上看到这里的忙碌情形。板邪是来自广西的仫佬族，中文系毕业，在沙坡尾住了三年。他生活在这里的人群中，却也喜欢偶尔从人群中抽离出来，俯瞰这个渔港。从参差的骑楼、弯曲的街巷到工厂遗址、厦大附近开发的新小区，以及耸立的双子塔，他着迷于这里在不同时段形成的层理。

△夏商菜市场隶属于夏商集团。作为厦门市级直管的十大国有集团之一，夏商在沙坡尾拥有大量房产，但对沙坡尾的发展不负有任何责任。按照“合乎规范”的原则，夏商会将其可出租物业在网络上进行公开招标，使房租的陡升成为一种必然。摄影：崔国

2018年，板邪曾加入国源的文创团队，负责商家推广和本地文化挖掘。他和团队曾策划在这里举办名为“酱油水与混凝土”的展览。酱油水是疍民烩炒小鱼小蟹的一种烹饪方式，而混凝土则是代表着现代都市。两者碰撞出当下沙坡尾的矛盾。然而由于经费原因，在2018年12月的开幕式之后，这个被定位为“厦门第一个城市双年展”的项目未能持续，团队后续的计划也不了了之。

在双年展夭折后，板邪短暂地去过广州和北海，原本只是将厦门当做跳板的他后来又回到沙坡尾。他和女友租住在大学路背后的一套公房里，两年前又在街边租下一栋骑楼的二三楼，作为民宿和工作室。这里成为他认知沙坡尾的据点。他的民宿所在的骑楼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初是南洋华侨开发的两层结构，五六十年代被印尼华侨买下，此后被政府置换。八九十年代当地居民买下骑楼，并加盖楼层。

板邪的房东阮氏家族在当地亦属传奇。阮过水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厦港的船老大，也是龙珠殿的理事和乩童（一种做法的职业）。1949年，外出捕鱼的他被国民党遣送到金门，随后去了台湾基隆。在此期间，阮过水和几个同乡在基隆建起一座庙宇，取名厦门龙珠殿。

1987年两岸开放台胞返乡探亲。一年之后老人回到大学路100号的祖宅。此时他与家人已经失散了三十九年，当年的幼小子女已经成家，而父母早已逝世。回到厦门后，阮过水致力于重建厦港龙珠殿，并在1995年开始复办“送王船”庆典。“送王船”每逢闰年举办，闽南人借此“代天巡视、祈福平安”。几十年间阮过水一直是仪式的主祭。

△阮过水为重建龙珠殿，曾挨家挨户地搜集散落在各处的神像。最终，新的龙珠殿设立在了大学路100号阮过水祖宅的天台上（图中写有“龙珠殿”三字的屋顶），前来朝拜的村民络绎不绝。2020年12月17日，阮过水去世后20天，我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摄影：板邪

2020年的庆典结束后不久，老人仙逝。时至今日，阮过水的儿子和儿媳继承了他的衣钵，主理“王船祭”。而他的孙媳妇则成了避风坞边上海洋文化展示馆的讲解员。在这个由仓库改成的展示馆里，停放着阮过水参与建造的王船。即便厦门港里已经没有了渔民，阮氏家族依然与这一古老习俗缠绕在一起。

阮过水从异乡辗转回到故土，而作为异乡人的板邪也在沙坡尾找到了归属。他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城市游荡客”和“野生写作者”，感受着沙坡尾的日常，透过这些日常了解这里的过去。他在沙坡尾为居民和商户做口述，作为兼职作者为国源写文章。板邪将民宿的一间房间命名为“次要人物研究所”，并在公众号里开设了同名专栏。他写过到厦门寻亲的马来厨师，在沙坡尾买咖喱的印尼零零后女孩，也写过至今仍在船厂留守的修船工，来厦门做即兴喜剧的创业者。他说自己对沙坡尾的理解远没有穷尽，“游客看到的只是沙坡尾的表面，很少有人会走到僻静的街巷里和坐在门口的老阿嬷聊天，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网红店旁边的街角有居民晒的衣服和鱼干。”

渔船

站在板邪家里的落地窗前，可以看见整个厦门港。演武大桥上常常堵车，大桥的北端指向鼓浪屿，而南端则是世茂双塔。夜幕降临，游轮载着闪烁的灯光缓缓驶过。在肉眼可见的范围内，这是海面上仅剩下的航船。海洋捕捞和探测技术越来越先进，在仪器设备的帮助下，人类对于海洋的探索也愈发精细。

但作为个体的渔民，却被切断了与海洋的联结。讨海人在风浪中创造和维系着疍民文化，但当他们再无海可讨，死水微澜的生活却成了这种文化的危机。国源文化的董事长陈晓雯有时会感慨，沙坡尾就像一艘渔船，永远处在动荡中。这些动荡不在海上，而在城市里。

在天气晴好的清晨，板邪会看见有老人划着小船来到避风坞的景观船边上，将景观船擦拭干净，然后又划船上岸。这些船只曾是他们在海上的居所，退渔之后成了装饰。其实何止是这几艘渔船，整个沙坡尾几乎都只剩下了壳，成为供人观赏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