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往往是一对矛盾体，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常常要经历艰难博弈。为应对这一困境，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HUL）的概念，倡议将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心从对纪念性建筑物的关注转移到对城市生活起构筑作用的城市价值的关注，以及将建成遗产融入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位置。作为城市遗产保护的新方法和新理念，HUL希望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协作对城市遗产达成积极的干预，以此增强城市遗产应对变化的能力，并因此受惠于城市发展。本文为对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系城市设计与地域设计博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讲师周详的访谈。

HUL强调物质、社会、文化和经济在时空上相互关联的整体性

UC：从您的研究方向出发，怎样看待城市更新和旧城改造？

周详：城市历史景观与遗产保护一直是我关注和研究的领域。构成人居环境科学三大支柱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都有各自的着力点与专攻方向。从狭义上讲，点状的历史建筑物和呈集聚状的传统建筑群是建筑学科遗产保护的关注对象，城乡规划学科则重点研究较大尺度的历史街区与传统风貌保护区。1992年“文化景观”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被列为一种世界遗产类型后，风景园林学科开始找到自身的着力点，重点关注区域尺度下人与自然共同作用产生的“文化景观”。其中，受国际研究趋势以及国内宏观政策的影响，乡村景观成为当前“文化景观”研究的热点方向。近几年，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和濑户内海艺术节的成功举办，更将乡村景观推至幕前，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期嘉宾

周详

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系

城市设计与地域设计博士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讲师

《城市中国》第一期海外观察员

△日本大地艺术季始祖——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Echigo-Tsumari Art Triennale) ，从2000年起每三年举办一次，2018年为第七届，在以米、梯田为名的新潟举行。近20年来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核心概念之一始终是透过艺术，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图片来源：Artrave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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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策划 / 崔国

采访 / 宋代伦

编辑 / 宋代伦+潘晔

新媒体编辑 / 唐菲

设计 / 林记工作室

随着遗产保护理念的演进和发展，目前的遗产研究不再局限于狭义上某一学科包揽某一领域的局面，而是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以当下正如火如荼开展的街景研究为例，三大学科均在这个领域摩拳擦掌，它们在很多情况下甚至连采用的技术方法都是共通的。这表明，当前的遗产研究已经进入多方参与共治的时代，而且随着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加入，愈加丰富了当前遗产研究的面向，由此产生今天我想要谈论的“历史性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HUL）的概念。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关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建议书》，倡议将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心从对纪念性建筑物的关注转移到对城市生活起构筑作用的城市价值的关注，以及将建成遗产融入城市空间发展的核心位置。根据建议书的解释，它至少包含两重含义：一是它既有历史的过程属性，又有当前的现实属性；二是它既包含了历史地区当前存在的所有有形的物质空间要素，又包括了对历史地区景观的形成产生作用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机制。由此可见，这一概念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并未将历史地区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剥离开来，亦非要将历史性城市景观中“非历史”的当代部分排除，而是强调物质、社会、文化和经济在时空上相互关联的整体性。

但是，当前的问题在于：为了应对旧城改造对城市遗产造成的威胁，学界往往对城市遗产采取隔离式的保护措施，使之无法融入到广泛的城市环境当中。由于无法兼顾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双重需求，城市遗产往往走向两个极端：或是缺乏渐进式的维护，持续衰败的社区开始遭到居民的遗弃，逐渐丧失原本的身份特征；或是采取突变式干预，将居民全部迁出，剥夺了社区的日常生活特征和传统价值，从而造成就地保护与居住改善的割裂。由此导致学界反复出现的一个议题便是：城市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看似一对矛盾体，试图将两个拥有对立目标、同时因循不同方法论的领域联系起来，本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艰难博弈。

在我看来，当前的城市发展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遗产保护工作亦是如此。因此，如何通过多元利益主体的协作对城市遗产达成积极的干预，以此增强城市遗产应对变化的能力，并因此受惠于城市发展，这才是“历史性城市景观”想要实现的目标，这也是这一概念对于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最有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地方。

△印度瓦拉纳希：层积性的历史性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摄影：周详

HUL作为遗产保护的一种新方法和新理念，韧性和可操控性非常大

UC：按照HUL的理念，有哪些比较成功的案例？

周详：HUL的概念目前还只是以“建议书”的形式呈现，属于没有强制效力的“软性法律”，各成员国可以将其纳入到各自的法律文件当中，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予以实施。由此可见，HUL提出的目标并不在于替代现有的遗产保护原则，而是将其视作遗产保护的一种新方法和新理念。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HUL的韧性和可操控性非常大；因为没有刚性约束，目前这一概念的实施主要是以试点的形式出现，通过制定一系列操作原则来实现HUL的目标。从内容上看，这些操作原则都是比较宽泛而具有普适性的，其目的就在于期望可以在比较宽松的框架中找到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地理环境的保护模式。

在亚洲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目前已有11个城市展开了HUL的试点研究。由于这些实践目前均处于试验阶段，且各地具备的基础条件和面临的限制性因素均不相同，因此很难说哪些案例就是成功的或具有普适意义的。但是，从这些试点城市的入选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HUL的价值导向及其预期目标。

△HUL试点城市所在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制图：周详

在理想情况下，HUL试点期望涵盖各种类型的城镇区域：从完整性和原真性均得到保护的乡村和古镇，到大城市内部仅有有限保护范围同时又面临巨大发展压力的历史区域均有涉及。因此，HUL基本上关注两种历史地段：一是保护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可以利用HUL方法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加以补充和完善的地区，如试点中的同里古镇；二是尚未完全开发，目前可以利用HUL方法完成现有观念和制度转变的地区，如试点中的上海虹口港片区。

△上海虹口港，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石库门里弄、剧院建筑，以及新时期地产楼盘组成的历史性城镇景观。摄影：宋代伦

△新加坡：处于全球城市变革中的历史性城市景观（Historic Urban Landscape）摄影：周详

不同主体拥有各自对于原真性的诉求

UC：在HUL的语境下，历史风貌的原真性还有意义吗？

周详：HUL提出的目的并不在于替代或者否定现有的遗产保护原则，虽然HUL强调保护与发展并重，但是原真性对于HUL来说依然意义重大。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原真性本身便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标需求对于原真性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我认为现阶段的原真性定义大致包含三个方向：最早原真性的提出是以遗产保育为目标的严格保护。如日本的世界文化遗产白川乡的保护，就要求维系原始的建筑功能和形态，可以说这是原真性概念产生的基础。

但是，对于城市管理人员而言，严格的原真性保护不利于将城市遗产作为经济产物进行二次开发，随之由官方基于权利因素进行定义的第二种原真性概念产生，其目标是满足城市管理者对于当代价值的诉求。由此，原真性开始演变为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和口号，各种明清古街、唐宋御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为在行政管理者看来，立面的整齐以及风貌的统一才是街区原真性的直接体现。

正是由于这种对原真性的理解不一，随着遗产保护对经济利益的不断妥协，第三种以体验为导向的原真性定义开始出现。当下流行的一种趋势是将旅游发展作为遗产保护的目标，同时受到大众传媒宣传的影响，一种布景式的原真性风靡起来。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上海新天地，它刻意将老上海怀旧风情渲染成石库门里弄的原真状态，并以此来佐证上海当前的发展状态前已有之。至于原真性起初所强调的严格保护理念在此看来已非怀旧者所需，石库门仅仅是其用以表达怀旧腔调的一种布景而已。

△对于石库门的保护和开发，新天地与步高里有着不同的取向。摄影：崔国

当下流行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基于创意阶层的职住需求和消费喜好产生的以创意产业为导向的原真性定义，这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对历史建筑物有所保留或是更新利用就是对原真性的最好体现。当然，这种原真性的定义比以旅游作为导向的原真性更加在意遗产的固有价值，但是由于感官享受是其追求的直接目标，由此催生的中产阶级化现象（Gentrification）反而会导致审美均一性的产生。

因此，上述三种原真性定义关键在于你站在谁的角度上去看，政府、学者、开发商、居民，乃至游客都有各自的理解。以石库门的保护和开发为例，开发商认为新天地这种方式就是原真性的体现，专家学者则认为步高里这种生态式保育才符合原真性的定义，居民却声称其原真性的诉求是乔迁新居，而对于游客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有网红打卡地能够让其感觉自己处于怀旧的氛围当中，对他们来说原真性就已经实现了。所以，当我们在谈原真性的时候，应该搞清楚到底是在谈谁的原真性？

△原真性的三种导向图表提供：周详

在这种情况下，HUL的出现便体现了它的价值。HUL作为城市遗产保护的一种工具，其关键的一点便是强调利用公众参与手段实现遗产价值的再生，这与当下蔚然成风的社区营造正好相互呼应。其实，在日本的历史街区保护中，以公众参与为表征的社区营造就是实现遗产保育目标最重要的一环，它通过促进相互冲突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调节和谈判，为不同价值观、利益诉求和未来目标的整合提供了可能。这也是我们在城市更新的语境下，再谈HUL的必要性。

△《城市中国》086期《成都览胜》中《从城市更新再谈沙坡尾》一文认为：沙坡尾作为一处历史街区、文化景观，正被从整个区域中剥离出来。沙坡尾在厦门旅游业大潮中，似乎难以保持自我。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思维，能否在消费化的过程中，创造一种不断生长的原真性？（点击购买）

UC：再过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人口结构变化，这样的历史街区有可持续性吗？

周详：我们仍以石库门为例，即使当前很多居民不想住在这里最后都搬走了，但只要它还是居住区，它的社区氛围和商住形式仍然存在，那么它的生态环境就没有被破坏，它依然是可持续的。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人员的置换，石库门可能又会恢复到原初一户一居状态，要知道现在石库门里的居民大多已经不是原初的那批人，其内部成员的更新换代一直在进行。所以，对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紧张。

△上海内环线内里弄数量的分布和遗存（1880-2012)。制图：周详

以日本传统的社家町为例（社家是由世代侍奉神社的神职人员所组成的大家庭，社家町则是由这些神职人员的住居与神社一起组成的街区类型），随着社家町的瓦解，新开发的住宅项目不断出现在一座又一座神社的旁边。但是，这对神社文化的传承未必就是一件坏事，以京都著名的祉园祭为例，以往祭祀活动的主要承担者是街区里年纪较大的老一辈。近年来，由于新居民的不断迁入，这些新鲜的社会血液不断成为当下庆典活动的主要成员。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这项传统的庆典活动必将持续下去，而唯一发生改变的则是活动承担人。因此，HUL作为一种管理城市空间演变的工具，在探讨传承和发展时又能发挥其优势作用。

△京都御所旁的梨木神社住宅开发项目。图片来源：齋藤恵. カフェ･ド･エルサイトウ. 2015.2

UC：东京奥运会将至，东京在城市更新方面有什么进展？

周详：东京奥运会的主题是遗产与传承，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东京8分钟”观出端倪。该主题的确立正是缘于东京对过去半个世纪的反省，以及对传统都市价值的再发现。1964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在交通设施优先、超高层建筑优先的开发战略指导下，东京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少子高龄化已经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因此通过奥运会让东京这座超级都市实现再一次扩容显然无法满足其对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研判。这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将不再以城市增量发展为目标，而是寄希望于已有资源的整合。通过重新评估地区资源潜力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挥地方社会的文化多样性，从而引领21世纪东京未来的价值。在这种背景下，以综合性地域共治为目标的“东京文化资源区”构想被提出并付诸实践（延伸阅读：东京2020文化资源区构想：探索传承与创新都市精神）。

△“东京文化资源区”是从东京东北部谷根千和根岸一带开始，包括上野、本乡、秋叶原、神田、神保町和汤岛在内，半径在 2公里步行圈范围内的广大地域。该区域是东京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化资源聚集区。图片来源：《东京文化资源区构想最终报告书》，2015.5

其实，无论是社区营造还是地域共治，我们都可以看到HUL的影子。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的关注点，逐渐从物质改造转移到城市服务、形象提升、产业拓展和丰富内涵等方面。新的发展理念需要各个参与方产生相应的转变，这也是HUL思想所强调以及想要实现的：第三域组织需要发挥专业优势，成为促进多方参与的触媒和中介；政府则需要从完全主导的地位逐渐转化为引导性角色，充分发挥第三域的社会创造力；资本方需要从公共资金的大量投入转型为多元民营资本的介入，从而形成资本类型的多样化；改造模式则需要从自上而下的增量开发转变为上下结合的多方共治，运用存量经营的思维充分发掘遗产潜力，我认为这将是HUL未来充分发挥其价值和作用的重要方向。

△印度尼西亚民丹岛：城市演进过程中的非正式聚居景观。摄影：周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