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场景的真实状态应是交融混杂且不断变化的。然而在大量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无论是简单地拆旧建新还是对“旧”进行过于严格的保护，都背离了城市生活、空间演变的连续性。这一背离根植于现代主义体系，导致营造的权力被逐步收归到建筑师、规划师、资本方及政府的手中，也使城市失去了自发更新的能力。对此，今天的城市更新应如何处理“新”与“旧”的关系？如何在旧有的规范框架下寻求新的“构型”？本文为对趣城工作室创始人张宇星和韩晶的访谈。

城市更新何以产生城市“构型”创新

在之前几年，中国的城市更新较多表现为空间的更新，而对社会人群、宏观趋势的把握不足。于是在2020年初的讨论中，我们提出应把微更新分成三个阶段：从空间更新，到社会更新，最后形成一种新的城市“构型”。（延伸阅读：城市更新的未来：从拆旧建新走向构型转换）然而，过去一年，我们以深圳沙井古墟的为更新项目为契机，对这种思路进行了实践，从中得出了新的理解。即：城市更新中的空间更新、社会更新、城市“构型”创新，三者实为一体。

本期嘉宾

张宇星

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

△趣城工作室在“沙井古墟新生”项目中，对沙井古戏台采用了“时光编织”的更新方法。他们用村里找到的一些旧木头对戏台的墙面重新进行了装饰，从而将保留的历史信息碎片（坡屋顶、大风扇、矿灯等等）串联了起来。在这种空间更新的基础上，戏台成为了对原住民、租户和游客来说都具有认同感的公共场所，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状态。摄影：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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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合理的推断是，如果给城中村开了管理窗口——握手楼也符合消防规范——那么，紧接着就会面临来自新开发住宅楼盘的“责难”，是否他们也可以楼间距做到只有1米？在城市管理无法做到精细化的过往，面对复杂的问题，就只能采取一种简单的、低投入的、一刀切式的方法——全部一视同仁。

如今，如果政府真的想解决更大、更长远的问题，则需要密集型的城市的管理方法。例如，划定城市管理“窗口区”，尽管管理成本提高了，但对城市创新而言将产生深刻巨大的影响。

研究团队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策划 / 崔国

文 / 张晶轩、崔国

研究整理志愿者 / 赖世文（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倪瑜遥（实习生）、杨松飞、宋代伦、宋雅婷

新媒体编辑 / 唐菲

设计 / 林记工作室

△五马街古称五马坊，是温州旧城最负盛名的古街道之一。在2017年启动的五马街历史文化商圈改造提升工程中，与五马街相接的蝉街、公园路也被纳入到了改造对象。其中，公园路的改造意图重现老城记忆，被人为附着上一层以历史符号为卖点的建筑表皮，并清除了一批不符合所谓“原真性”风貌特征的建筑。图为公园路改造前后。图片来源：温州网讯

本期嘉宾

韩晶

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

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联合创始人

空间的更新，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状态，从而在空间之上附加一种良性的人群网络关系，也即建构一个“场域”，这正是社会学所推崇的。不过，现实情况中我们发现，微更新也完全可以从社会更新起步，转而促发空间的更新。这实际上是摒弃了传统的规划师思维模式。规划师总是认为城市的一切变化都应该从“空间”出发，也以空间截止，反而忽视了社会关系本身的能动作用。但归总而言，无论是空间到社会，抑或是社会到空间，两者的正反向促进机制，加起来可能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新的城市“构型”，也恰恰代表了未来中国城市的一个方向。这与柯布西耶时代，由建筑师、规划师、政府、大资本方设计和决定的城市“构型”并不相同。

更新的对象是日常生活本身

在社会、空间双向互动逻辑之下建构的城市更新模式和城市“构型”，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内涵——城市空间“原真性”的再认识。实际上，许多学者、设计师、实践者已经开始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所谓的“原真性”不代表某一个时间点，而应该是从古到今、从新到旧再到新的一个连续过程，这正是日常生活最本真的一面。从中抽取任何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来定义某个城市空间都有问题，不但不是“原真”，反而是假。这种“原真性”是建立在排除发展、排除新内容的发生可能性基础上的“原真”。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当前依然有某些更新项目，打着“原真性”的旗帜在中国的城市中上演。

关于“构型”转换，不仅建筑师在想，开发商也在想。开发商一旦掌握了新的构型，将来盈利空间更大。对资本来说，如果上一种模型已经发展到了极致，边际效应越来越小，而下一种模型更有利可图，那很快就可以推进“构型”的转变，这也给资本提供一个新的出路。但现在传统的“构型”还没达到极限。如果所有固定空间没人租，使用率很低，大家就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比喻就是，城市就像一棵树，每天都会生长。不可能因为是一颗老树，就不允许它发新芽。城市更新的目的不应该是从旧到新，因为今天的“新”到了明天又会变成“旧”，其结果就是永远在拆“旧”，也永远都在建“新”。这种对“原真性”的错误追求，对拆旧建新的执着，都根植于一个固有思维，即城市更新是对物质空间的更新。实际上，我们真正要倡导的，应该是把城市更新的对象，理解为城市生活本身。

要实践这一认知，第一点，必须认可当下的日常生活本身的价值。因此，建筑师并不应该想当然地设计一个新的区域，并且想象其中发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做法将新的空间置于旧空间的对立面，也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当下日常生活的价值。这是建筑师热衷于“批判“当下的时候，不容易察觉的。

现代主义的“不包容”

另外一点，要承认生活本身是一个连续体，且每天都在更新，空间亦如此。在这种价值观下，新与旧的融合应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真正合理的状态，是旧的区域里应该有新的东西发生；新的区域应该考虑如何把旧的场景、旧的材料，以及旧的生活习惯放进去，这才是城市的本体，也只有依此创造的城市空间才更具吸引力。

当然，可以通过设计来强化这种连续性的过程，如果原来太旧了，我们要加一点新，但这个新也不是简单地把最新的放进去，需要精心设计，让人感觉到这个物体本身就是连续生长的结果。在“沙井古墟新生”项目中我们使用的“时空编织”法，就对此进行的尝试。

以上两点乍听上去很容易，但现代主义诞生之后，整个建筑学建构于十分纯粹、干净、几何的思维逻辑之上，功能主义盛行。这其中还隐含了一个“静态”的思维方式，即建筑师按照一个功能需求，设计、建造完成某一建筑之后，干预行为便到此为止，他们转头去向另一座建筑的建造。建筑师脑海中的建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永生”，他们会理所当然地想象几年乃至几十年之后，这一建筑、功能依然如设计之初一般。 

△勒•柯布西耶在《光辉城市》中所提出的具有严格秩序和功能分区的规划理念深刻影响了城市的发展方向。在现代主义体系之下，城市需要按照功能进行科学、理性地规划，以解决20世纪初功能混杂的城市所带来的城市拥堵、环境不佳等问题。在这一体系下，建筑师、规划师开始习惯于以“鸟瞰”视角主观地对城市施加影响，使用者在营建过程中的角色被缩小。而建筑一旦完成，也很少能够在日常过程中不断发生更新。图片来源：《光辉城市》

然而，“不变”不是城市的常态，每天都发生改变才是常态。例如，除大型宫殿等建筑外，中国古代的百姓住房每天都在变化之中。今天加一点东西，明天拆掉再换一点物件……生生不息。按照这一规律，若当前中国城市中的楼房依然可以沿寻这种日日变化、持续更新的“常态”，那么我们今天就不再需要讨论所谓的城市更新。正是因为现代主义这套体系无法包容这种日常生活、空间的连续性，才产生了今天的城市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未来城市的探讨，正是对现代主义进行的再修正。

营造是一种基本权利

当城市更新成了一种日常的空间现象时，就需要牵扯大量的人亲身参与，也就是营造。

古代人到一个地方去，第一要有衣服、第二要吃饭、第三就要住。所谓的“住”，就是盖房子。但在古代中国和西方文艺复兴之前，并没有建筑师这种职业，人们要盖房子，可能会请些熟练的工匠，但主人自己也需参与建造和布局。甚至别人家盖房子的时候，我变成了工匠。我与他人是合作关系，我与房屋是互动关系。如果说，“衣食住行”是每个人血液里都流淌着的一种本能，是一种基本权利，那营造便也是一种“天赋”的基本权利。

后来因为“住”的成本比较高，所以逐渐开始分工，先交给工匠，文艺复兴以后交给建筑师。发展到今天，建筑师在工业化分工之下被异化，他们只是“住”这个产业链中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建造、营造的“权力”被让渡给整个住宅产业链。这种产业化结构之下的房子，与居住者之间还有多少关系？主要表现为被动关系。现如今，营造权应该逐渐还给老百姓，重建他们与房子之间的致密关系。

营造是一种长时间的、不断循环建造的过程。比如，天天去修改（营造）房子的过程，就是人们与所在空间发生关系的过程，最后这个场所的每一个角落都会与营造者有切身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深圳的城中村那么“有趣”。因为城中村就是营造出来的，每天都有人往其中加一点，再拆掉一点，再加一点……这个过程，其实就创造了一种新的城市构型。

△旧改前的白石洲城中村拥有着丰富的生活场景，街巷每一天都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图摄于2016到2018年。摄影：张超

社区营造的本质，是“社区”去营造

营造权的归还，可以首先从社区开始。众所周知，在中国现有的建筑、规划制度体系下，进行空间的改造绝非易事，涉及一整套规范的修改。比如，我们在做深圳沙井古墟微更新项目的时候，仅仅是一个河岸栏杆高度修改（降低约10cm），一旦与现有规范不符，就会面临一个巨大体系的阻挡，耗费的时间、精力成本，是海量的。尽管这种修改是微小的、美观的，对居民的来说是可接受的，并且在实际使用上也是安全的。

正因这种现状，与空间改造相比，社区营造的成本就比较低。一群艺术家、设计师、居民聚在一起，是一个柔性介入空间的方式；对现有空间而言，则只需稍做调整满足营造需求即可，但氛围却很容易出来。这个所谓的“氛围”，本质上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重新定义了“场所”。

 “场所”，在我们看来，其定义就是空间与人产生链接，能够产生与个人有关的意义。如今，建筑师发明了一套所谓的“场所”——由建筑师根据个人意愿想象、设计、建造，而且通常是被围合的封闭空间，这种建筑学中所谓的“场所”已经完全变了味。使用者与这个空间的关系非常弱，所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场所。

△古川町是日本社区营造的经典案例。濑户川是日本古川町的一条溪流，曾因为工业污染而变成一条“臭水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古川町的居民就自发开始清理濑户川，并在溪流中投放了3000尾锦鲤，使水质得到极大改善。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古川町的传统建筑风貌开始受到外来投资者的冲击，居民们又一同制定了“古川町都市景观基本方针”来规范小镇建筑的风格样式。在此过程中，居民的始终是社区营造的主体，政府仅充当辅助者的角色。图片来源：大栅栏社区营造研究

为什么大家觉得社区被营造过的那个地方特别有感觉？其实正是因为人们参与了，哪怕只是参与种植了一棵草，也会觉得这个地方有归属感。相反，如果一个地方不允许人们参与，空间全由建筑师（他人）决定、布置好——咖啡厅很舒适、广场上植物很多——那么对使用者个人而言，也只不过是“到此一用”。所以社区营造的本质，还是社区去营造，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家、开发商、政府……都不应想当然地“代劳”。要让空间成为真正的场所，就应该让每个人都有权力去参与到这个过程。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不等于“使用”。某些营造活动的参与者，实际是纯粹的使用者。使用，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仍然较“轻”，而建造、营造，则更“重”。为什么现在有些营造活动仍然让人觉得没意思，还不如去上网，去互联网上进行参与和创造？审视之下不难发现，往往是因为没有普遍的重度参与。按照前面所说的，如果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人不断的改造，乃至盖房子，我相信很多人会（或暂时会）离开互联网，投身到现实的城市空间营造中。当然，前提是要有场地提供给他们，且要把营造的权利给他们。

模糊空间：关于城市未来的试验场

营造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倒逼制度改革。具体的方式是创造一个“模糊空间”，这是我们现在讨论微更新这个话题最重要的意义和最应首先创造的。如前提及，我国城市更新面临巨大的固有城市建设制度规范的制约，也造成中国多数城市的更新计划面临“无法可依”的境况。（延伸阅读：厦门城市更新中的“无法可依”）但城市更新并不会因此停止，不然城市就不会是连续体。

因此，“模糊空间”的价值就在于，即便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节事、展览、活动的方式开展微更新。即便有管理部门前来审查，但因为这些事件、装置都是临时性的，而没有触及“违章”这个既有规范（“违章”搭建、建筑等的审查范围往往都是针对永久性建筑，对临时性活动而言则无法适用）。因此，就很好的避开了与现有规范的正面硬冲突。

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则是反向倒逼改革。

△深圳、上海、厦门等地曾出台与城市更新相关的临时规定。其中，厦门和上海的规定已过有效期，但新规迟迟难以面世。制图：张晶轩

一旦面临不兼容，需改革之时，西方政府多采取从源头开始讨论的方法，耗时旷日持久，但是一旦法律制定好了，执行起来就会很快，在此之前则不允许任何私自改动。中国是反过来，先做实验，再慢慢开始放宽边界。比如说功能的界定，使用权的界定等等。“模糊空间”其实就是一个实验场，政府、资本、市民达成一种共识，以改革试验之名，大家在这个空间内去创造、去打破边界。

临时性的装置、做法得以暂时保留，留存的时间长了，各方都认可这种新事物，也解决了固有问题，大家就会推广，那么实验就取得了一种成功。接下来就会倒逼规章制度的改革，政府会自己去推动这种变革。所以，现在的微更新是为了全力争取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只有少数人、少数主体参与的“营造”或城市更新，实际上是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所谓集体营造。这种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上的公众参与，正是经典的“到此一用”空间。国内规划届与此相关的概念还包含多元主体参与、公众参与等。图为上海上生新所茑屋书店，需提前预约才可进入参观、消费。摄影：崔国

城市空间管理的“窗口区”

需要呼吁的是，中国的规则体系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为“一刀切”，很少在局部留口子。未来，一方面应当容许如上所说的临时性的“模糊空间”，还应当在均质的管理体系之下留有“窗口区”。例如，消防规范就一个典型例子，也是首先应该触及的。

消防规范，从管理到建筑设计本身，都是目前城市相关规范中最僵化的部分。在我看来，除却高层建筑有明显制约外，其他低层建筑的消防，应该更多的是一个技术问题、设备问题。只要设备体系跟上，建筑空间完全可以灵活设计。这在日本早已被证明；在深圳的城中村，也证明了现有的所谓间距体系没有意义。比如，按照现有规范，深圳城中村的握手楼，都不符合消防间距。但40年来，深圳城中村却没有发生过灾难性的大火，反而是按照规范建设的工厂等其他区域有发生。尽管，深圳为此也做了很多新的尝试，例如建立微型消防站、火灾感应设施的安装等，然而，个中原因依然值得我们反思。

△白石洲城中村位于深圳的华侨城区域，极为密集的的“握手楼”与华侨城的高档社区比邻而居。摄影：张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