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产业”的概念自21世纪初被引入中国，便在上海、北京率先发展起来，形成了第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今，“创意产业”的概念似乎已悄然没落，但适时回看，会发现曾经我们关注的话题与现象，在今天似乎仍隐喻着什么。

城市更新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2002年末，仅有48个园区建成。2012年出现井喷态势，达到1457个，2014年进入顶峰，园区高达2570个。2015年，园区数量稍有回落，全国正常运作的园区在2506个左右。其中由国家命名的文化创意产业各类相关基地、园区就已超过350个。

△1990-2015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数量（个）统计情况。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制图：方靖

随着这波铺天盖地的园区建设热而来的，是我们的困惑。为什么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在彼时热火朝天？

按照城市发展规律，当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出现产业结构的变迁，因为工业发展需要有充足且低廉的土地。伴随着传统制造业的退出，老城区也一度被认为是“即将过时”的时代产物。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高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各地政府相继利用土地批租，为旧城更新提供资金来源。加之市场机制的引入，传统老城区的基础设施也得以改善。于是中国多数城市，开始面临存量更新的难题。

从本质上讲，不同时代的城市更新都是当下的经济、社会、政治需求对既有的城市空间的改造，是一个新的“空间生产”的过程。而创意产业，误打误撞，成为了老旧工业厂房“旧瓶”中的“新酒”。在不改变原有建筑结构的前提下，这些制造业时代留下的旧城空间，被再度规划、建设成为了知识型人才集聚的“创新区”，厂房的使用性质也由工业转变为办公或商业。这种“擦边球”式的改造，不仅能规避不必要的产权争夺，也能使原产权人获益，更为创意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换句话说，创意产业正是赶上了国内传统的“制度红利”才得以发展。（延伸阅读：“旧空间”倒逼中国城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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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产业虽然以“产业”二字结尾，但本质上区别于第二产业，是一种典型的都市型产业，其发展和繁荣都与城市同频，与城区共生。妄图以一种逝去的历史记忆（如老厂房）为基础，渲染创意产业发展的美好愿景，只能是脱离经济规律，忽视市场需求的政治脚本。真正良好的创意发展之路，当然需要基于丰富的创意人才，但市场繁荣的需求才是真正的动力源。图为首尔大学路片区，拥有数量庞大的剧场、艺术演出机构。摄影：崔国

* 参考文献

[1]褚劲风. 创意城市：国际比较与路径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69-282.

[2]殷洁，罗小龙. 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J].人文地理,2012,2:13-15.

[3]叶超，柴彦威，张小林：“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经济地理,2011,31(3):410-411.

研究团队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策划 / 崔国

文+编辑 / 方靖（Trainee）、崔国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宋代伦、宋雅婷、方靖（Trainee）

新媒体编辑 / 唐菲

设计 / 林记工作室

本期作者

方靖（Trainee）

△然而21世纪初，作为艺术中心崛起的798 同一系列产业集群一样，难逃被自己的成功所桎梏的命运。今天看来，这种“集群”所带来的忧思、困扰，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点击购买文化创意主题杂志包。

△尽管如此，上海的大部分创意产业园区，仍是与都市工业园伴生的产物，是政府积极倡导的空间表现。M50最早由艺术家自发聚集而成，也曾作为中国最早的创意产业园开发模式而被效仿。但后续政府与开发商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园区的生态平衡。这种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制度上的滞后，背后反映的是城市“空间的生产”。图为M50园区外曾名声大噪的涂鸦墙。（延伸阅读：坊间国家：上海创意产业园区变迁中“看得见的手”）摄影：崔国

空间的生产

创意产业园，无外乎是资本为在城市空间盈利，所制造的目标载体。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全球资本的进入，传统的基于“单位”的城市空间逐步解体，城市被动卷入世界的“流动空间”中。

为了争取资本、信息、技术在本地的停留，各种本地活动集群开始涌现。这种本地化的生产性空间，因其占有的区域优势，快速运输、稳定客流、较小囤积压力而被资本所重视，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关注度。

于是“空间”成为了资本为盈利，所制造的流动“商品”，最终表现在城市体系中。由城市工业遗产改造而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正是其中的一种。

△在中央经济与市场导向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创意产业”，这种看似笃定且面向未来的话术，被包装成一个完美的“占位符号”，丢掷在各新开发项目的边缘区域。也因此，上海的创意产业园区前期分布，呈现出类似于“摊大饼”似的无序蔓延。图为上海前四批中心城区市属创意产业园区及分布。图片来源：fangjigroup.com

如此，事件便清晰了。“城市空间”不过是资本操纵的产物，而“创意产业”恰巧在对的时机出现，迎合了资本玩弄概念的惯常伎俩。

资本会将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投入到目前任何有利可图的行业，并扩大生产，以此来盈利和运转。而一旦这个概念过时且落后，资本就会迅速撤走，概念也因此坍塌。

于是风靡一时的“创意产业”，如今风光不再。

而在“城市空间”沦为资本剩余价值积累的主要场所过程中，地区、城市间、城市内部的不平衡发展也日益凸显。人们发现，类似“创意”这类新兴产业，似乎更容易发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它们身后，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中小城市总是被选择性地忽略，是文创这块土壤，不够肥沃？

问题的答案并不在于城市，而是资本。资本总是强硬又孤傲地选择自以为“有利可图”的空间，并对此引发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视而不见。

为了维持社会生产关系的循环与再生产，政府也开始缓缓露面。

△田子坊最初由入驻的艺术工作室和居民们“自下而上”推动形成，但事实上，在田子坊的发展过程中，制度对其的影响无处不在。区政府通过成立田子坊管委会，出资改善基础设施，补充完善规划用地调整、住房用途调整等一系列规范化程序，来保证园区的表面秩序与正常运营。这一过程，是权力在帮助资本。摄影：崔国

城市营销

全球化时期，掌握话语权的国际化城市希望能维持和加强自身的优势；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希望能站稳脚跟、提升国际竞争力；而那些在“去工业化”浪潮中衰落的老工业城市，则急于改变形象、以新的角色和身份融入全球经济。

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致力于塑造一个积极的、正面的城市形象。类似举办重大政治经济活动、体育赛事和节庆会展等“大事件”的营销方式，因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而被广泛采纳。

对于全球经济体系而言，这种广泛的“世界空间”中独具特色的“地点空间”，因能获得潜在资本 （游客、移民、工厂）的青睐，有着不可小觑的强竞争力。而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与创意作为存量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很快便在这场城市更新中杀出重围。

△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世博园和世博场馆的良好条件与独特优势，也为后续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实体空间。世博园场馆之一的“城市最佳实践区”，在世博会后发展成为了文化创意街区；世博园的景观设计所带来的的空间效应，也进一步促进了创意人员的集聚。图片来源：baike.baidu.com

一条“环境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产业激活空间”的城市发展脉络逐步显现。

如果说最初的城市营销是以举办线下知名的大型活动为主，那么第二阶段的城市炒作则附上了网络的属性，“网红”与否成为判断一个城市营销成败的关键。

这种由上至下、由内到外的营销策划，在自媒体的帮助下进一步扩散，年轻群体也加入进来，成为城市标签化的“帮凶”。如今，M50、田子坊、八号桥和上海的网红街道一样，在媒体的追捧中，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点。

年轻一代对于一座城市的认知，也从官方打造的城市地标，转变成了由艺术家、设计师和商业品牌所带来的独特体验。

文化假象

但这都是假象，包括在“网红打卡”过程中由艺术品与工业遗址所带来的独特体验。

因为没有一个城市能在短周期的视频中完整、细致地表达出其全部内涵，于是热闹过后，我们亟需思考，是否留下了什么以供城市文化可持续发展？

而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又一次被资本所掌握。

资本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而这种消费行为的产生，是可以被引导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一些所谓的文化体验，或者说“感受”的消费过程。这种过程，往往会在那些有历史性的空间里得到。它们可能是“厂房型”的，也可能是“居住型”的，甚至会是“街巷型”的，但无论如何，它一定会带有一定的历史性，人进入其中便能感受到一种隐晦的美，这是空间所投射给你的意象。

△创意产业园，实际上就是以空间的方式叠加给人们一种“创意”的意想，它和空间、个体一起，构成了人们理想中的乌托邦。图为1933老场坊。摄影：方靖

这种空间所带来的的独特体验与感受，对身处其中的创作者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其机制在于，当一个人始终置身于一个有历史元素的空间，且这个空间是由优秀的建筑师所打造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思想的洗礼。这种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美”的空间，也同时提高了创作者对于审美品位的追求。因此，创意产业发生在那些本身就带有审美趣味的空间几乎是一种必然。

而资本也抓住了这种“文化假象”的漏洞，将那些废弃的工厂打造出异域风情或时尚文化，来吸引消费者进入。很多时候人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而来，但“文化”这个词还是和他占上了关系。

这种“消费”的行为心理引导，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存在。甚至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学看来，我们进入其中消费的，并不是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消费，体现出的自身社会地位与身份。

因此，大多数的创意产业园区游客，并不是艺术品消费者，而是文化消费者，这是资本生产逻辑的必然结果。今天资本的无形，就在于他不仅是金钱的渗入，更是注意力、媒体、与文化的倾斜。（延伸阅读：火热的建设，缺位的内容——访复旦大学陆建松）

商业加注

以此为脉络，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在我们看来已经“没落”的创意产业园区，在今天，依然能被商家青睐。它们最初的厂房属性，直接决定了园区的历史价值与地位。

这套由资本掌握并加注的商业逻辑，应用到创意产业园上便是我们传统认知的迭代。

过去是管理者、开发商不加节制地实施商务性开发、市场性运作，以获取近期的经济效益和数字政绩。

对于运营者而言，创意产业园区必须要商业化才能覆盖前期庞大的成本开支。然而商业活动的冲击无处不在，它侵蚀了产业园的特质，并阻碍了园区的整体运作，甚至“园区”等同于“地产”成为财富驱动下的谋利手段。随着商业配比的增强，原先愿意为艺术掏腰包的人也在逐渐流失。于是人们回过头来贬斥商业，认为是资本的短视阻碍了园区的发展。

然而当真如此吗？过去我们痛斥商业，真的是因为它的属性而不是它的形式吗？

一个本该以创意、研发为主的产业园区，到处充斥着廉价的小商品店。这种同质且低端的商业，无非是借“创意产业”的名声来充盈自己的口袋。而今天我们打卡“网红园区”，会发现商业依然存在，甚至部分商业的受认可度，超过了园区成为新的打卡点。

△类似黑胶唱片、vintage、音乐酒馆等高端业态，更多是来服务创意、匹配创意、激发创意，同时提供一种美学浸润与灵感交互。图为杭州东信和创园中的创意商店。摄影：崔国

这种商业化的混合打法，既是一场垮台，也是一场救赎，园区开始吸纳商业并主动迎接。这里所讲的“商业”，是指那些能为园区服务、增值且具有特色的商业。（延伸阅读：数字游民追逐的咖啡馆指数、素食餐厅指数、古董店指数）

一直以来，创意产业都处在一个长周期、难盈利的领域。其文化内涵，更是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纬度上的融合。而园区一旦迫于盈利的压力急于求成，或是无法摸索出合适的商业路径，那属于“创意产业园”的魅力与光环便会迅速撤去。

场域重塑

当前最大的挑战，莫过于我们已然进入了一个每件事物都可以被标价的“过度商业化”社会，事件背后的内涵与文化价值被选择性忽略。

今天，当一个建筑师碰上创意产业园区的改造项目，又应该如何来思考？被留置的原生建筑，应该如何被对待？

△1933老场坊通过联动区域内资源，带动周边1.1平方公里的历史风貌区发展，为原有的工业遗址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这种历史性的场域重塑，是建立在区域内真实“资源”自觉的主动性之上，创意产业不再是一个园区概念，而更多是一场城市实验。在更广阔的城市体系里，”创意“依然在扮演着重要角色。摄影：方靖